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一個討論「中國式現代化」的論壇表示，十八世紀之前，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非常緩慢，人均GDP每年的增長只有0.05%，但進入工業革命後，經濟發展速度加快20倍，人類物質水平翻一番的時間，由1400年縮短為70年；到19世紀中葉以後，更加縮短為35年。

他指，由於西歐國家率先開始現代化、工業化，成為19至20世紀初的世界列強，將其他國家、地區變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到一戰的時候，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二戰後，原來的殖民地、半殖地國家紛紛在政治上獨立，學習西方現代化。當時的看法是，政治上推行憲政民主，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不過，林毅夫指，二戰結束78年，很多發展中國家並未能依照西方的模式，成功現代化，普遍陷入貧困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國都希望實現工業化，收入水平趕上發達國家。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是在政治上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而不是實行西方的共和憲政；經濟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林毅夫指，中國式現代化在建國以後，幫助國家快速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尤其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連續44年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達到9%，人均GDP的增長平均每年8個百分點，是發達國家的4倍。去年人均GDP 1.26萬美元左右，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13205美元僅一步之遙，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林毅夫又指出，從工業革命到現在，在西方式現代化的道路上，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只有12億人，佔世界人口比重15.8%。而中國有14億人，佔全世界人口比重18%。也就是說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以後，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可以翻一番有多，從15.8%變成33.8%。

他又強調，中國要實現的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和自然和諧共生、和平發展的現代化，而不是像西方那樣靠殖民、掠奪、戰爭來實現的現代化。至於如何實現，他說，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框架，要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只手的共同作用下，依照每個地區的比較優勢，在市場中幫助企業家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做大做強，從而形成競爭優勢。

林毅夫認為，如果能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每個地區乃至整個國家，都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如果發展的方式能夠最多地創造就業機會，就可以令到以勞動收入作為主要收入的群體，分享發展的果實。而資本積累加快後，勞動力就會變成相對短缺，工資水平會上漲得非常快。例如深圳，80年代的時候僱用保姆每月二、三十元，進入到90年代是一兩百元，現時已經要到七、八千或上萬。

同時，資本回報是以利率衡量的，利率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是逐漸下降的，形成富人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越來越貶值，在這種狀況下，收入差距就會縮小。林毅夫說，他曾經用跨國的數據來檢驗，發現越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的經濟體，它的堅尼系數越小，越是違反比較優勢發展的經濟體，收入差距越大。

他又指，中國有句話“衣食足而知榮辱”，人民的物質水平提高，就會更注重精神層次的文明禮節、榮辱，物質和精神就會協調發展，同時人們會不斷地提高他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包括更好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政府就會在環境政策上更加完善。

林毅夫指，改革開放之前，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由於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生存。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當時沒有遵循華盛頓共識倡議的，一次性全部取消政府干預，而是實行雙軌漸進的方式，還積極因勢利導、招商引資，一方面維持了穩定，不會好似像蘇聯、東歐，國有企業全部倒閉；另一方面讓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形成競爭優勢，快速發展。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資本迅速累積，從資本極端短缺到現在越來越豐富，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變化。國有企業所在的行業都符合比較優勢，有非常大的競爭力，就不需要保護補貼。對少數關係到國防安全，或者是在百年未有大變局下，可能被“卡脖子”的技術則採取不同做法。

在開放上同樣要由雙軌制變成單軌，取銷數量限制，降低關稅，所以十八大後開始探索設立自由貿易區，在資金流動上，除了管制短期流動的熱錢，對於長期的資金流動，像外國直接投資，應該享受國民待遇，資金應該可以自由進出。

林毅夫說，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追求。發展中國家過去在西方式現代化的道路上普遍不成功，原因是將西方憲政民主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追求目標，但他們沒有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所以普遍失敗。而中國式現代化，為其他遭遇挫折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現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