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初期，特首和立法會選舉都向擴闊選民基礎的方向邁進；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後，中央出手改革本港選舉制度，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下，選舉的直選成分減少。曾任民主黨副主席的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接受本台訪問，形容回歸初期的「政治實驗」已經終結，而國際形勢亦不利香港再推動政改，但各方仍可保持香港社會的多元和活力。

回歸後，香港經歷數次政制變動，臨時立法會60名議員經推選產生後，首屆立法會直選議席佔3分之1，第二屆增至4成，第三屆再升至5成，2012年雖然立法會直選議席仍佔一半，但同時引入「超級區議會」議席，擴大功能組別中5席的選民基礎。特首選舉方面，除了第一任特首由400人的推選委員會選出之外，之後都是由選委會選舉產生，人數由800人，一度增至1200人。

不過，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後，中央出手修訂選舉制度，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之下，立法會的直選比例下跌至2成2，「超區」議席亦被取消。選委會人數雖然增至1500人，但部分界別的選民基礎收窄咗，由個人票變為團體票，並削減區議會的席位，再增加同鄉社團和全國性團體等界別。

張炳良：首20年政治實驗告終

做過民主黨副主席的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回顧香港的政制發展，「記得選董建華出任第一任特首時，當時內地城市覺得香港可以公開『唱票』等，選舉模式與他們很不同。如果按《基本法》訂下來的軌跡，我們並非走向西方民主，但仍是相當開放的選舉，市民參與可以越來越多，特別是2017年有路線圖和時間表，但很可惜過去數年，特別是2019年發生的事情就完全改變了，回歸頭20年的『政治實驗』似乎走到終結。」

張炳良形容香港政治制度的轉變是「政治實驗」，原因是中央早年設想一國兩制時，是很新的事物，無先例可援，兩制之間表面很多矛盾，如何共存使國家和香港得益，需要很多考驗，特別是政制問題。「中央最初以為，維持香港80年代的政制，可以繼續發揮作用，但很多東西都在演變。有些事未必如中央的出發點般設想，例如鄧小平80年代中指香港不會走西方選舉道路，不搞『三權分立』，後來《基本法》訂下來的制度，雖然不是正式的『三權分立』，但行政、立法和司法都各司其職，當中有制衡，也有『三權分立』的元素。甚至選舉，中央不認同西方形式的選舉，但最終香港正在走向類似西方的選舉方法，除了功能組別較特殊外，地區直選基本上按西方相近的模式進行。普選目標也寫進了《基本法》，雖然有提名委員會，但最終普選都假設是國際上慣用的方式。」

2014年佔領行動和2019年反修例風波，改變了香港政制發展路向。中央出手改革選舉制度，以往啟動政改的「五步曲」不復再。張炳良指：「坦白說，香港往後選舉制度的發展和變化，主導權已經完全在中央手中。我相信習近平主席早前表示香港的政治制度要長期堅持，指的是制度背後的原則，即是『愛國者治港』，確保政治安全，不能讓中央認為的反中亂港勢力得逞，這才是基本不變的事，但選舉方式並不會一成不變，當然也要看香港局勢的變化，中央也要對香港的政治穩定有信心，如果中央對香港的向心沒有太多懷疑或揣測，也會有利政制進一步發展。」

民主派萎縮　張炳良籲勿放棄香港

民主派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大幅萎縮，再無立法會議席，連諮詢架構都不見蹤影。張炳良指：「80年代至2010年，民主派大抵上都是進退有道，中央仍接受民主派是『忠誠反對派』，但2010年後，廣義的民主派開始出現變化，冒進和一步到位的思維佔了主導。佔中也是這樣，佔中就是一種對決；2019年包圍政總，演變為動亂也是這樣。中央將民主派看成受外力擺佈、經常對抗北京的力量，令民主派也難以發揮作用。民主派要問自己將來如何，中央也要問，希望看到特區的包容性是如何的。」

留下來的、離開的，都用腳投下對香港信心的一票，張炳良認為，「香港本來有很多很好的條件，嫁妝不少，我們要善用已有優勢，這些優勢或受到過去幾年事情的衝擊，但不是完全失去。我覺得實事求是，不要將普選作為主要問題，而要確保社會繼續是多元化、在法律規限下仍可自由表達的地方。民主派要問如何推動香港發展，政府即使不提政改，也要重視民意。不要採取要麼就放棄香港、要麼對問題視而不見，講到香港一切完美，事實不是這樣。」建制派不時表示香港已進入「由治及興」的階段。「任何城市，可以『興』、也可以『衰』，不應假設『興』是必然，當中也需要市民共同努力。」

記者：陳業輝